我的主要研究戰後台灣的「抗爭史」,具體來說則涉及國家建構、政權性質、抗爭與社會運動、階級與族群形成等現象

    在博論中,我鎖定今日通俗論述與社會學界經常視為「抗爭」消沉的「後二二八」時期進行分析。雖然Tilly、Tarrow、McAdam所稱的抗爭政治(contentious politics)下,其實包含了遠大於「社會運動(social movement)」的各類抗爭;不過在台灣學界的研究中,至今仍多以1980至當代的「社會運動」為選定案例的主要類型。我特別針對1946年後在台灣興起的地下先鋒黨組織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」為對象,藉此對戰後初期的國家(再)建構與國家-社會關係史的抗爭軌跡進行重估。

    在博論中,我一方面藉助將社會系統分層的策略,將「中層」的社會諸場域視為地域/國際政治/國家-日常生活間的接合與角力點。進而,我勾勒各場域制度變動的軌跡,也勾勒人民的日常體驗,解釋他們如何決定走向激進化的地下抗爭的多重軌跡。我想回答的謎題是--戰後初期(1945-1949)的國府為什麼無法在殖民地制度遺緒、民眾支持、國際勢力援助的眾多有利條件下順利完成國家(再)建構並鞏固正當性?反而催生了全島性、激烈、並在不同程度上挑戰政權正當性的兩波抗爭--先是「二二八」的高度自治(1947春季)、隨後膨脹為尋求改朝換代的台灣地下黨(1946至1955年止)。

    我通過區分高等教育場域、中等教育場域、國營企業場域、自營工匠場域、農業生產場域、山地行政場域...等「中層」的社會空間,先探討不同場域的行動者在戰後歷經的了日常體驗與壓迫型態,進而識別是那些位置的行動者接受地下黨動員,形成在視域、思想、訴求上存在異質的「跨場域統一戰線」,直到1949年秋天後陸續為國民黨政府陸續鎮壓。藉此,籠統的「台灣人」想像被拆解與還原到不同的場域位置,藉此指出學生、農民、國營工人、原住民菁英...並沒有「一致」的光復經驗、也非懷抱「一致」的動機或意識形態投身地下黨。藉此,我想釐清這一波抗爭在經驗與理論上的特殊性。

    2019年1月至2020年夏天,我進入中央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。在這個時期,我探索處理博論時未能處理的另一塊謎題。根據檔案,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犯約有45%為外省籍。但戰後台灣的人口組成中「外省籍」人口卻占不到20%。同時,一些學界或通俗論述常用「恩庇侍從說」討論「外省人」與國府的關係。假若「外省人」是特別受國府照顧的一群,那在整體政治犯中佔近一半的「外省政治犯」究竟由何而來? 

    我的觀點中,我拒絕將「外省人」視為一個「族群」,並主張1949至1950年代來台的所謂「外省人」是一個族群、語言、文化、階級、政治經驗與認同存在高度異質性的群體,唯一的共通處只有離散(diasporas)經驗。我沿用博論建立的分析框架,將所謂「外省人」還原或拆解到陸軍、海軍、空軍、公教人員...等不同場域,探索其日常經驗、抵抗、鎮壓的軌跡。與此同時,為了迴避民族史(national history)常預設的單線史觀,我也在2019年開始梳理馬祖列嶼於1949年後與台灣不盡相同的政治經濟軌跡,並解釋國家如何在此統治,而又是那些人成為「白色恐怖」下馬祖地區的政治犯。關於這些提問,是我目前持續探討的課題。

    未來,我的研究期許有二。第一,我既已從1945年的二戰結束為起點,逐步探索了1940、1950年代台灣社會的抗爭軌跡,我期望能繼續探索1960、1970年代被大多數人遺忘的抗爭史。而這對於補足、修正、乃至於挑戰將「民主化」浪潮或威權轉型的起點定錨於1980年代的主流觀點(偏見),應該有所助益。第二,我希望我的研究成果不僅僅侷限於學院。從2018年秋天開始,我陸續嘗試與各地的學校、群眾教育據點、創作者、乃至於事件發生的原鄉居民串連協力,希望將這段歷史帶回發生的地方,並成為當代重新思考過去、當下、未來關係的素材。在可預期的未來中,這是我繼續前行的道標。